我们是如何成为悲观主义者的? | Diaoism | Nunc scio, quid sit Amor.

April 22, 2018

我们是如何成为悲观主义者的?

寒假的时候读了蒂莫西·加顿艾什在 2000-2009 年的新闻写作集,《事实即颠覆:无以为名的十年的政治写作》。在前言中,蒂莫西用「无以为名的十年」来描述那十年。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派的英国学者在那十年中的思考与写作。蒂莫西·加顿艾什每三年出版一本新闻写作集,在这本书中,他提到「这是难以形容的十年」,至于原因,则在于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一个年代何时结束,又有怎样的声音来代表它。这是在变革时代中一个学者和作家的疑问,这样的问题可能将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得到答案。

但是事实是,在2018年将要过半的时候,我们回望过去的五年十年,却又感到更加扑朔迷离。书中记录的那些存在于欧洲、中东以及亚洲的问题碰撞在一起,产生了大量新的麻烦。他问的那个问题「英国在欧洲吗?」得到了英国人迫切的答复;在大西洋对岸的政治观点的冲突恐怕也达到了无法预测的地步。

过去的十年中,那个穿着T恤的的年轻人从宿舍到最年轻的亿万富翁的故事,总是在每个包括我在内的人的周围,作为正面的典型,那个总是闪着蓝色光芒的网站,作为一种生活在中国某种「能力」的体现,让少年感到一种或多或少虚妄的骄傲。我们周围总是充满着自信而乐观的氛围,我们相信技术能够改变人的生活,我们从某种程度上相信科技公司和以往的所有企业都不一样。直到年轻人在T恤外面套上西装,出现在关于数据隐私的听证会上。我们惊奇地发现,「不作恶」的公司们能够作出比石油巨头对我们影响更大的行为,而且我们对此似乎一无所知以至于束手无策。

在上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,我们相信互联网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,他能够团结如同散沙一般的人与人的关系,让变革发生。「变革」。在中国,我们相信微博是表达观点的最佳渠道,它理应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。那位财新传媒的记者在 TED 演讲中说,在中国独特的社会体制下面,这样的新兴传播工具也将带来积极的影响。最初的确是这样。但是这似乎成了一切事物的规律,事情却朝着更加戏剧化的方向发展。事实是,这样的工具不但没有加深我们的共识,反而使得每个人生活在一种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肥皂泡中间。实际上,两个看上去意见相同的两个人,却丝毫找不到共识。在最初的冲突中,我们迫切地想要在对方身上找到共识,然后在这样的共识周围越抱越紧,然后相互分开。在最初创造出共识的平台上,意见被撕裂,有的人失去声音。在此背后,商业公司们创建起了自己的围墙,死死的把用户圈在自己的围栏里。那些有利于共识的工具因为公司利益被人为限制,然后标榜这是用户习惯。这的确是用户习惯,这的确与「政治」无关。直到一位公司高管出面在演讲中骄傲地提及「用户希望用隐私来换效率」,这的确也和政治无关。

如果你在高考之前问我将要选择怎样的专业,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计算机。就像一位教授在我在大学的最初一堂课中间说到的“We choose computer science to change the world.”。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行业将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。事实的确也是这样的,至少看上去是的。同样的问题,现在对我来说,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思考几秒才能回答了。这可能就是我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原因。

2018 年 4 月 22 日 凌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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